2019年9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作者供图）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几年，香港《大公报》专设“经济漫谈”，请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主笔密集撰写反映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发展的专栏文章，从1993年7月1日，直到1997年6月底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共刊发了此位经济学家为专栏写作的255篇文章。回顾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再阅读这些文章，令人百感交集、深受启发。

为什么请经济学家写这些文章？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当时，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临近，香港社会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前景非常关注，时任《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了解到，香港社会特别需要能有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亲身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知名经济学家，为香港社会撰写专栏文章；希望通过每周1、2篇漫谈短文，聚焦一个经济体制改革主题或热点问题，为香港政商人士、专业中产、市民大众答疑解惑，消除误解和误读，坚定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信心。

哪位经济学家写了这些文章？

这位经济学家就是“改革先锋”厉以宁教授。厉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由此而得到了“厉股份”的尊称。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教授改革开放40周年的“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奖章，称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1993年5月，厉以宁教授应邀赴香港科技大学讲学，他多次讲到，“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而改革的失败，很有可能是因为价格改革的失败”。厉以宁教授知道，报纸上连载的专家文章应该是最难写的，因为一方面受篇幅限制很大，每篇限定为1500字左右，每篇集中讲一个经济理论和热点问题的主题，要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把一个问题讲清楚，还要让非经济专业背景的广大读者容易读懂，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由于专栏文章是连续性的，需要不间断的写，需要不断有灵感，有的文章间隔刊发时间仅有1天（如1997年5月2日刊发《信托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次日5月3日又刊发《消费要不要纳入计划》），而且要结合当前国家经济中热点问题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深入浅出的讲明白，自然也是一件难事。厉教授在4年内连续写了250多篇，平均每年刊发60余篇，不可谓不勤快，也不可谓不辛苦。当然，最让厉教授欣慰的是，文章刊出后，得到香港社会广大读者的好评，成为香港社会喜迎回归的特殊风景。

这些文章都说了什么？

1998年5月，这些文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为《经济漫谈录》。文章涵盖了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改革、企业经营管理、财政、金融、证券市场、抑制通货膨胀、就业、私营经济、收入差别、消费、环境保护、教育、社会发展共14个部分的内容。文章深入浅出地回答了改革各方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例如，在1994年8月1日刊发的《经济改革两种思路之争》，厉教授着重介绍了经济改革的两种思路。经济改革已经确定大方向，当时在如何推进经济改革的主线上，从1985年起形成和存在“以价格改革为主”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主”争论，厉教授是坚持企业改革主线论的，因为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放开价格只能引起物价轮番上涨，而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价格全部放开是经济改革的最终成果，而绝不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或突破口。认真研读这些富有特殊历史意义、珍贵学术价值的文章，字里行间，让人深刻感受到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经世济民情怀，以及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密切关心，对“一国两制”事业的热爱与坚定支持。

回顾历史的启示

这些为了香港回归祖国而写的250多篇经济文章，凝结了当时那一代经济学者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深沉期待与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厉以宁教授对这些文章的历史作用，非常自谦，只是说“这使我感到欣慰，总算功夫没有白费”。厉以宁教授在书中前言的话语，如今看来，让人深刻感受对改革事业的坚守，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厚使命感。厉教授写道：“中国经济往何处去？答案只有一个：继续改革，彻底改革。唯有继续改革，才能使我们摆脱困难、战胜困难。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豁出去了！改革与我们共命运。不管改革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既然我们已经把自己交付给改革事业，那么改革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命运。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当前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回顾当年艰难曲折的国家改革开放征程、香港回归祖国的峥嵘岁月和不平凡历史，让过去启迪未来，我们感慨国家和香港曾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坚定无惧风雨、继续前进，我们坚信国家和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